近日，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撰写的《培育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中国经验》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着重强调“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要求“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强化脱贫光荣导向，更加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2014年起，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及团队设计并实施了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田野实验——“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积极探索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

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研究成果为基础，《培育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中国经验》一书梳理了我国的反贫困相关政策，总结了我国反贫困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并通过“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所积累的丰富案例，为我国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提供了学术与政策参考。目前，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强国号”微信公众号上推荐。

以下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荐书原文：

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是中国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既重视外部资源的投入，也强调贫困人口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扶贫工作愈加重视培育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发挥扶贫对象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注重提高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强化脱贫光荣导向，更加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2018年10月底，国务院扶贫办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对如何"扶志"做了全方位的指导。

具体来看，中国在培育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政策实践方面至少有以下几项经验。第一，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推进移风易俗等方式改变贫困人口的观念，为其展示可行的脱贫路径，增强脱贫信心。第二，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质量，帮助贫困人口提高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改善健康状况，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三，改善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条件，使贫困人口拥有更多机会实现自我发展。第四，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的帮扶方式，通过产业奖补、劳动增收奖励等措施引导贫困人口自力更生。第五，通过下派扶贫干部增强基层治理能力，确保各项帮扶举措充分发挥作用。

本书对我国扶贫工作实践中有利于提升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相关举措及其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回顾了相关政策的演变，辅之以典型案例对相关措施的经验教训、困难挑战进行了总结。

全书包括十章。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背景介绍。其中，第一章介绍了国内外学界对贫困人口缺乏脱贫内生动力的解释，重点介绍了个体抱负失灵、制度激励不当导致的行为扭曲这两个解释框架。第二章对我国有关培育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政策文本进行了回顾，介绍了中国在扶贫进程中遇到的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纳入政策考虑的。

针对贫困人口抱负失灵的情况，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从宣传教育、移风易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下派扶贫工作队五个方面介绍我国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其中，宣传教育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为贫困人口提供清晰的发展愿景，提高其抱负水平。实际上，宣传教育几乎融入了所有其他培育脱贫内生动力的措施中，是保障其他措施顺利实施的基本工具。比如，贫困村驻村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宣传教育；各地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工作的实施方案中，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扶贫实践中，由于贫困人口对文字的运用和理解水平参差不齐，为了确保信息准确完整地传递给贫困人口，地方政府和基层工作者往往借助村庄喇叭、组织召开会议、干部口述、张贴公告公示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宣传。

与宣传教育类似，移风易俗也以改变贫困人口发展愿景为目标，但更有挑战性的是，这一措施要扭转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帮助贫困家庭树立"可持续生计发展"的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针对的是婚丧仪式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许多农村地区的居民受到这些习俗影响，难以产生积蓄和进行生产性投资，一些农户还因此陷入贫困。虽然不少农户对此早有抱怨，但作为地方文化体系和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他们很难凭借自身的行为改变来扭转这些风气，贫困农户尤其担心因不遵守这些习俗而承担来自亲友和其他村民的道德压力。移风易俗行动则尝试在农村地区培育新的文化共识与发展愿景，避免农户将生计资产耗散在攀比活动中。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下派扶贫工作队的意义在于破除贫困人口外在约束。贫困人口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是"抱负—投入"循环的初始条件，因此，改善基础设施，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资源可及性，使其拥有挖掘自己潜力的更大自由。

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培育机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产业扶贫项目为农户提供了一个目标高于寻常预期的生计发展愿景，且规划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避免贫困人口因缺乏知识和创业经历而导致抱负失灵。其次，产业扶贫项目提高了农业产业附加值，可以增加农户的生计资本，使之打破"低资产—低抱负—低投入—低收益"的循环，从而设立更高的抱负水平，继续激发自身投入。最后，部分贫困农户通过产业扶贫发展起来以后，又能产生"邻里效应"，带动其他农户抱负水平的提高。除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也遵循类似的机制培育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本书对此不再赘述。

下派扶贫工作队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措施，它承载了所有扶贫措施的落实落地。毕竟，精准扶贫工作不是由新增的政策条文凭空推动的，在中国农村，这是由近百万驻村工作队员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干部配合完成的。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从乡村之外选派常驻乡村的工作队员，补充了基层治理的队伍。对于培育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而言，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是通过增加传播节点和渠道，加强干部与贫困户的互动，干部可以收集贫困户的真实需求、资源现状和项目意见反馈，为贫困户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路径；二是改变乡村原有的治理格局，提高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开公平程度，使贫困人口增强对扶贫项目的信任；三是驻村工作队员发挥资源引介作用，为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引入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因初始资源少而导致的抱负失灵。

针对制度激励失灵造成的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本书第八、九章分别对国内外经验进行了介绍。其中，第八章立足国内，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为例，展示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及其经验。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外"工作奖励"（Making Work Pay）政策的启发，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地方政府又根据当地贫困状况、减贫目标以及已有的政策经验，融入了一些新要素，或是对现有政策进行了调整组合。第九章将视线移至国外，以OECD国家广泛实施的"工作奖励"政策为例，介绍了这一政策的主要模式、特点，以及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本书最后一章主要是经验总结和讨论。在这一章，我们系统回顾了中国培育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经验，并结合国外类似实践的效果，讨论了中国经验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