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甘犁:不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分配问题,大循环很难起来

20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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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文字 | 邱思睿编辑 | 苏迅

问:您如何理解现在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什么会现在提出呢?

甘犁:当前国际形势有两大变化,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二是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外需驱动经济增长已经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着力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让国内经济自主地循环起来,同时以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循环,才能应对各种国际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意味着,既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要更大力度扩大对外开放。这其中,着力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试图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但政策方向主要从供给端着力,希望通过好的产品来促进消费,但结果收效甚微。今年新冠疫情以来,需求一蹶不振,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扩大内需举措。

    十年前,我们认为居民消费不振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密切相关,于是我们着力完善了医保、社保体系,试图通过减少老百姓在就医和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来降低家庭储蓄从而增加消费。

    目前,我国养老和医保制度已经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尽管保障的效率和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保障覆盖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这个成就下,拉动消费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反而是居民储蓄率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

    那么,什么样的扩大内需举措更加切实有效?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来看,针对不同收入的家庭,刺激消费的举措也应有所不同。 

针对低收入家庭。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低收入家庭消费意愿高,但收入和家庭金融资产低导致无钱消费。尽管我国对低收入家庭给与了相关补贴,但补贴力度还是远低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我国由财政给予老百姓的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或OECD国家基本已达到几个百分点,这是接近十倍的差距。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实施“负所得税”能有效提高其家庭收入。所谓“负所得税”,是指在一定收入范围内,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不但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反而可以按收入比例领取政府补贴,且收入越高获得的政府补贴就越多,最后形成多劳多得的良性循环。 

针对中高收入家庭。影响中高收入家庭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资产性收入较高,如房产收入等。目前,除中国外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征税,否则中高收入家庭较强的投资意愿将严重挤压其当期消费。建议逐步减少财产性收入税收优惠,并逐步开始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降低中高收入家庭的投资意愿,释放其较强的消费能力。 

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减少中低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是提升其收入与消费能力的有效途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我国的税率并不算特别高,起征点2018年也有大幅度提高,减税空间不大。但个人和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占收入的比例过高。可以考虑一种类似公积金制度的缴纳比例浮动制度,既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和收入较高的个人充分利用税收抵扣的优惠条件按较高比例缴纳社保,也允许负担较重的企业和收入较低的个人按较低比例缴纳。 

问:姚洋教授提出要推出全民社保,包括农民,您赞同吗? 

甘犁:实际上,我国已经是一个全民社保的国家。医疗保险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也已经超过80%,只是总体保障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发放的养老金仅为100元左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分为居民个人缴纳和国家补贴两部分。建议划分不同的缴费档次,提倡多缴多得,提升居民的缴费意愿。此外,鉴于城乡职工养老保险中企业为职工缴纳的费用较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应提高国家对居民的补贴部分额度,以此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同时增加其缴费意愿。 

内需拉动误入负循环,外部刺激更立竿见影

问:关于国内经济增长,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数据研究?

 甘犁:先看外需方面,我们的出口在疫情影响下出现短暂性增长,既有国外对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品的需求激增的因素,也有国外生产端受疫情影响开工不足的原因。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疫苗的出现,国外疫情应该很快就能得到有效防控,出口也必定会回归正常,因此我们不能对未来的出口预期太过乐观。

    再看国内情况,尽管2020年我国GDP最终能够回归正增长,但是社会零售总额(消费)的数据看起来并不乐观。10月数据同比增长了4.3个百分点。如果11、12月按照4.3个百分点同比增长率,202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上会同比减少4.0个百分点。如果要实现正增长,那么四季度就必须超过23%的增长。这个增速达到可能性很低,所以2020年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无法实现正增长,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消费并没有实现全面复苏。

    消费没有复苏的主要原因还是居民收入受疫情冲击太大,导致社会生产链条中需求端乏力,并进一步导致因订单需求不足的小微企业受到影响。

    在疫情影响早期,小微企业的困难集中在生产端,国家出台一系列减税降幅政策帮其纾困;但在疫情逐渐得以控制后,小微企业又面临订单需求大幅下降的困境。一旦小微企业的经营难以维系,其雇佣的员工和小微业主们的收入也自然减少,而这些作为中低收入的消费者,他们又反过来影响了小微企业的订单,由此形成一个阻碍经济复苏的不良循环。要打破这个不良循环,就必须要为小微企业纾困,但仅靠从供给端减税降赋是不够的,还需要从需求端对消费者进行补贴。消费补贴刺激是疫情期间恢复消费的有效措施,且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也并不会太大。 

财政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效率不高 

问:在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呢? 

甘犁:创新是推动“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科技创新主要应是企业行为,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制度建设而不是金钱投入。

    市场对于好的创新有极高的回报。事实证明,无论是科技人员还是企业,都并不缺少因创新而获得的市场回报。因此,政府鼓励创新着力点应是建立好的制度而非投入资金。如果政府拿出很多财政资金来支持创新,反而有可能会影响创新。以芯片产业为例,国家拿出巨额资金支持芯片产业发展,全国一下就冒出一万多家芯片企业,这其中有多少是冲着补贴去的就不得而知了。而真正潜心创新的芯片企业可能因为无序竞争而受到影响。

    事实上,政府在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远比资金的投入更为关键。比如完善技术成果转让和回报的制度,比单纯的资金投入更能有效地激发科研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应谨慎而为。政府官员终究不如专业的投资人有市场经验,用财政资金做风险投资,在激励和风险管理上很难做到有机统一。除了商业价值低如航天登月等事业和民生相关的重大工程之外,其它的市场创新,政府不应该去主导。比如,当5G的应用场景还没有确定之前,不建议由国家来主导投资建设5G基站,因为如果它真正具有商业价值,自然会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

    这次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而要真正落实这一点,政府就不应试图用钱能砸出世界一流的创新成果来,而是应把制度集成创新作为推进科技创新的真正抓手。 

拜登上台后,正常的中美竞争关系为中国创造下一个十年的发展空间 

问:您认为中美会脱钩吗,对于当下势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应对呢? 甘犁:拜登上台后,我对中美关系抱有乐观的态度,相信中美之间会维持一个相对正常的竞争关系,这对中国而言将迎来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中美两国这两三年渐行渐远有客观原因,首先是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再认识,其次是特朗普政府做事缺乏战略性考虑。但是,我认为拜登政府会不太一样。近期拜登在一个采访中说,中国对美国而言不是威胁,而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我认为他对中国的这一定位在美国社会具有共识,而既然定位于“竞争“,那就表明中美之间就绝不会脱钩。 

我认同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家的观点,(美国)下一个十年是民主党的时代。我相信只要中国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就一定会赢得这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空间。 

拜登上台后,中美在经济和贸易上还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美国给与什么特别待遇了。做到在经济利益上据理力争,在科技创新上加强往来,保持正常的竞争与合作,就能促使中美关系良性循环。 

问:怎么评价中美争端下的企业制裁问题? 

甘犁:我一直不太理解特朗普为什么要去制裁中国的企业,这一做法缺少格局也破坏制度。我个人认为,他对企业的制裁导致了寻租空间,比如允许这家企业卖给华为芯片但又不允许另外一家企业与华为合作,而且反复无常,这其中有可能会导致暗箱操作,也破坏了市场规则。这显然不是一个成熟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国内外经济学研究底层逻辑无差,研究方向要尊重基本事实 

问:您怎么评价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的?

甘犁:国内目前有一个争议,即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我认为,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在国内外不存在差异,差异在于研究的问题和约束条件和外在环境。以美国的家庭金融学科为例,现实中存在的消费比例过高、储蓄率过低,股市间接参与率高、直接参与率不高等现象都是美国家庭金融学科的研究方向。学者们发展出一套理论体系去解释这些现象,并提出一系列相应的经济政策。这个学科已经成为美国金融学的五个分支之一。 

而中国的家庭金融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与美国基本没有差别,但是研究内容却不一样。比如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的基本事实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富人储蓄过高而穷人没钱,储蓄总体水平过高且分布不均衡;第二,我国房产配置过高,房产的投资属性很强;第三,家庭支出方面,我国家庭教育支出较多;第四,我们的股市直接参与高、间接参与低;第五,民间借贷过度发达等。基于这些基本事实,中国学者也逐渐发展出一套理论框架去解释这些现象,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研究公共政策,改进不合理和效率低的地方。

    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拿着中国的数据去套用美国的理论做验证,没有先把中国的基本事实说清楚。 

发现基本事实,需要一些数据方面的支撑。基于过去十年的发展,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比如家庭金融学科,基于中国家庭资产、收入结构等数据,已经在基本事实上比别的学科走得要稳健。再比如依据中国老龄化的数据和基本事实,我们也发展出中国自己相关的学科。通过这样一点一点把中国的具体情况搞清楚,再逐渐发展出一套理论框架。当前的中国发展很快,但却没有太多的学者去对这一过程中的许多基本事实做系统的梳理,比如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理论框架有哪些欠缺等。 

所以我的想法是,应该有一些学者来梳理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很多学术文章研究的内容和十年前的差别不大,有不少重复研究。过去十年,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和国外基本上是零距离了,但在重要的研究问题上仍然缺乏系统的梳理。 

问:您觉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呢? 

甘犁:对经济学规律没有改变,只是环境和约束条件有所不同了。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目前的经济学框架同样可以覆盖。以大数据为例,目前互联网形成的大数据并没有挑战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但挑战了数据收集方式和数据分析方法。经济学历史上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变化,早期做实证研究都是使用宏观数据,并且发展了一整套分析数据的方法;后来实证研究更多的是用微观数据,随之也发展了一整套新的数据分析方法;现在变成了互联网数据,数据量更大,数据处理上也会有新的方法,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还没有到挑战整个体系的地步。 

我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是至少现在还不能做太复杂的工作,只能替代人的简单的工作,仍然是人在起到主导作用,经济学框架也就仍然可用。未来如何现在则很难判断。 

当然,经济学学科研究人的行为,实际上只是研究人的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把人的行为都讲清楚。经济学对人心理的研究,完全就是拿来主义,直接把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放到我们的框架里,变成行为经济学。一些与文化因素相关的行为,经济学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只是把它作为外生的环境变量或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