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红利可缓解人口红利流失,宜缩小教育投入差异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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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在传统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逐步丧失,经济增长源泉将从过去依靠劳动力充分供给转向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型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差距之间的比较优势依然明显。随着青年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将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会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程度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国内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具有巨大潜力。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下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施成本领先竞争战略,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以放弃环境责任为代价,参与科技含量较低的国际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近年来,多重因素推高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首先,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见图1),加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再生产特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不具有可持续性。


图1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单位:万人)和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殆尽。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步入尾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总量虽继续增加,但增速回落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亿人,但增速由2010年的5.4%回落到0.6%。其中,进城农民工1.35亿人,比2017减少204万人,下降1.5%。


图2 农民工数量和增速 数据来源:《农民工监测报告》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这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推动工资水平的上涨。图3为1978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以及各年的工资增长速度(名义和实际)。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


图3 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和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引起了广泛争议。然而,人口红利本质上是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差距之间的比较优势。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较慢的工资增速和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差异,带来劳动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图4是我国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指数,劳动生产率采用就业人员人均实际GDP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997年以前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实际工资年均增长5%左右,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从1997年开始,制造业工资水平加速增长,实际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0%,而劳动生产率缓慢增长,仅为3%。工资水平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表明我国在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逐渐减弱。

图4 我国实际工资指数和劳动生产平率指数

(以1999年为基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在传统制造和服务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而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际市场劳动力成本更低廉,更有资本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我们比较了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和印尼等国家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即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见表1)。其中,劳动报酬用人均名义月工资衡量(换算为人民币),劳动生产率用就业者人均GDP衡量(购买力平价法,2011年不变价美元)。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高于越南等国家。随着劳动力相对成本增加,我国过去依靠劳动力充分供给获得的经济增长源泉,将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途径是加快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为基础。

青年受教育水平提升

削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人口受教育程度不仅决定了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影响了国家的技术追赶和技术扩散速度,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教育水平的提升还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有研究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构成改善为全部是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上升24%。图5反映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为主。从2010年到2017年,从业人员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增加,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


图5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从业人员高中及以上比例 资料来源:《投入产出表》和《劳动统计年鉴》


自改革开放起,我国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义务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图6),我国教育水平稳步提升,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拥有高中以上学历比重,从2013年的37.8%增加到2019年的44.5%,其中16-34岁青年人中该比例也从2013年的56.0%上升到64.8%。青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储备,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图6 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

数据来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新型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出现新的竞争优势


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竞争对手由发展中国家扩大到发达国家,在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与后起发展中国家竞争,在技术复杂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与先进的发达经济体竞争。在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与后起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我国已不具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在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型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我们主要与发达国家竞争,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差距之间的比较优势依然明显。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4万元,其中专业技术人员9.67万元,即使是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也不到美国(2018年美国年平均工资为51960美元)的30%。

我国科技水平尽管整体上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开始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爆发式发展,培养了大量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会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数据表明,25-34岁青年人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重从2010年的17.9%上升到2019年36.5%。使得我国跨越发达经济体,开发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深化教育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具有巨大潜力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从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2019年我国为9.7,而世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普遍为10~12年。从25-34岁青年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比重来看(见图7),2019年我国为36.5%,而韩国是69.6%,日本是61.8%,美国为49.4%,说明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图7 25-34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 注:中国数据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其余国家源于OECD网站

此外,我教育发展水平在区域和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有41.6%的25-34岁青年人有高等教育学历,中部为36.7%,西部仅为32.2%。从城乡来看,2017年城镇地区18周岁人口中拥有普通高中学历(不含职业高中)的比重为78.3%,而农村为54.2%。短期来看,这些差异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约因素,同时也蕴含了深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潜力。


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

以巩固和提高新的人口红利


首先,加大农村地区教育经费支出。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缩小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是整体上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关键,而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不均制约了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统计局数据表明,2018年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2545.5元,低于全国2794.6元的水平。农村普通初中为3460.8元也低于全国3907.8元的水平。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仅绝对水平低,增长率也低于全国水平。2018年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率为1.99%,全国为2.29%。农村普通初中为1.59%,全国为3.04%。这需要政府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增加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支出。

其次,对贫困地区推广实施“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该计划目的在于提高贫困地区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对教育的重视度。基本思路是向达到某一学习目标的学生或教师提供奖励,引导家长、学生和老师增加对教育的投入。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提升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不仅能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也能从根本上帮助低收入家庭摆脱贫困世代相传的恶性循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5年7月在马边彝族自治县采用田野实验,开展首轮“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项目,该项目实施后,有效提高了家长对学生学习的关心程度,学生和家长对学习的投入有所增加,学生学习成绩有较大进步。

最后,提供促进全民终生学习的保障和途径。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教育水平整体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加强就业人口的再教育尤为重要,核心在于增加再教育资源的可得与可及性。考虑到智能手机的普及,再教育资源的提供可以通过“学习强国”“知乎”等APP进行推送。对于有专业知识需求的就业者还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在线教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