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效摘掉“贫困帽”需要政府和贫困家庭两头热

2017-04-21

1774次浏览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在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截至2015年我国仍有5575万贫困人口,要实现2020年的脱贫目标意味着每年要实现近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2016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通过巨大努力,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1000多亿元,实现1240万人脱贫。但越是后期,贫困人口的脱贫将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脱贫目标不可谓不宏伟,过程也不可谓不艰辛。

若把扶贫仅仅理解为使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贫困线,则简单地对贫困家庭加大转移支付,使其收入高于贫困线即可,短期内这一“简单粗暴”的方法能快速见效,但长期来看无法真正脱贫。政府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从诸多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等政策可以看出,政府更希望的是通过帮扶,贫困人口有能力自己走出贫困,实现长效脱贫。

贫困家庭也是理性人。目前政府的扶贫方式主要做法是为贫困户无条件提供各种资助,贫困程度越深,资助越多,贫困程度越浅则资助越少。这意味着贫困户自身工作越多,从政府得到的资助反而会减少。并且一旦“工作过度”导致贫困的帽子被摘,相应资助会立即消失。权衡下,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的选择可能会令扶贫工作人员大跌眼镜:还是不要付出太多努力,保持目前的贫困状态比较好。这就会出现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政府和社会扶贫工作热火朝天,贫困家庭反而不领情。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调研过程中已经遇到这种现象。这个问题会导致后期的减贫效率会越来越低,影响到脱贫工作的真正落实。

因此,根治贫困,不能只是政府和社会一头热,也要让贫困户自己的心头热起来。也就是说,扶贫政策的设计不能只让政府一味的给予各种支持,还要让贫困户自己有动力脱贫,并在脱贫过程中逐渐获得脱贫的能力。

基于这一思想,借鉴国外普遍采用的“有条件转移支付”制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乐山市开展“贫困家庭振兴计划”的田野实验,探索扶贫新途径。“贫困家庭振兴计划”包括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开展的“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和在国家级贫困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开展的“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两个项目。前者主要是补贴贫困家庭的劳动供给,以鼓励贫困家庭增加劳动,提高劳动性收入,并逐渐积累劳动技能,从而最终走出贫困。后者主要是对成绩提高较快的小学生进行奖励,鼓励贫困家庭增加孩子的教育投入,削弱贫困的代际传递。经过两年多的田野实验,两个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并积累了一定的项目实施经验。

“劳动收入奖励计划”于2014年6月以28户贫困户为奖励对象开始试点,2015年11月奖励对象扩大至118户贫困户。跟踪数据显示,该计划使得实验组(有劳动奖励的家庭)家庭成员月平均劳动时间的增加幅度比参照组(没有劳动奖励的家庭)高27个小时,就业率的增加幅度比参照组高12.57%,家庭总劳动性收入的增加幅度比参照组高372元。并且,我们还发现实验组在参加实验后更愿意从事劳动时间弹性较大的工作,如摆摊、骑三轮车等。实验组与参照组之间的自营工作比率和自营收入占劳动收入比重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贫困家庭往往自身劳动技能不足,难以寻找到稳定高收入的工作,鼓励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得更多的劳动性收入和积累劳动技能,是脱贫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贫困家庭振兴计划”正在乐山市扩大试点区域,并开始在农村进行探索性试点,以求推动农村减贫工作。

“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的特色在于:和以往只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不同,我们为成绩不一定很高但进步较快的学生提供奖励,以激发父母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该项目中,中心以马边县14所小学的2500名五、六年级学生为实验对象,第一轮实验发现相对于参照组(没有奖励的班级)学生,实验组(有奖励的班级)学生语文和数学成绩分别显著地上升了1.8%和3.4%,平均成绩提高幅度超过2.6%,这相当于在100名同学中,实验组同学的平均排名上升了2-3名。第二轮实验评估进一步发现,初始成绩处于中等水平的学生成绩进步最快,并且学生家长与老师的交流时间明显上升。

目前各地政府都已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并积极寻求有效途径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好的扶贫方案是进一步推动扶贫工作的关键。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扶贫工作可以制订一定的扶助享受标准,引导贫困家庭通过增加劳动和加大教育投入来走出贫困,并让贫困家庭的思想观念从“要我脱贫”转向“我要脱贫”。乐山市的实验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政府、学者和社会人士加入进来,共同探索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

作者:王军辉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研究员

文章转自:搜狐网 澎湃新闻国际版“第六声

 

链   接:http://www.sohu.com/a/134714467_343218